在博物馆还未举办“杨德昌回顾影展”之前,我只看过《独立时代》。那是约17年前的电影,当时仍在服兵役,傍晚从老远的裕廊兵营赶到乌节路的戏院观赏。由于题材刻画办公室复杂的人际关系,并不断质问人生的一些基本道理,让即将退伍的我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。虽然观后似懂非懂,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是非常震撼的。
电影的人物造型鲜明,对白引人深思,甚至把台北拍得太具时代感。踏入社会后,在感受办公室的人情冷暖时,我常把《独立时代》里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联想在一快,惊讶地发现好多东西都非常吻合。
这就是杨德昌电影的魅力,很敏锐很精准地解剖人性的各种特质,时而沉重时而诙谐,时而真实时而荒谬,在感动之余悟出点什么,在捧腹大笑之后回头思考剧中的精彩情节。
在为期近两周的“杨德昌回顾影展”,我将杨导生前所拍摄的八部电影一气呵成看完,包括《独立时代》。从他在1982年最早导演的《光阴的故事》之“指望”到2000年最后一部“一一”,每一部皆发人深省,同时引发好多讨论。我不是标准的电影迷,对电影也没特别研究,不过可以完全认同杨德昌是华人电影史上很耀眼的一颗星,发出的光芒是灼热的。
其实在观赏杨导于不同年代所拍摄的电影中,能够体会到他是个擅长记录城市发展的人。从《海滩的一天》的日式老房子,《青梅竹马》台北迪化街的战前建筑和新建起的高楼大厦,到《一一》已经完全城市化的台北,好多的远镜头刻意缓缓划过,有些画面甚至定格数秒,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这样的手法让人体会到杨德昌间接在记录当下。
电影里所采用的道具也颇有意思。《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》里的旧式收音机和黑胶唱片播放机、《海滩的一天》张艾嘉所驾驶的旧型车子、《恐怖份子》里少年迷恋的单镜反光式相机和缪骞人天天为伍的稿纸、《独立时代》和《麻将》里的笨拙大型手机……这些何尝不是一个时代的产物,从今天的角度解读可谓过时之物,但是在电影里却营造了重要的氛围,衬托出故事的韵味。
纵然城市的变化颇大,物质条件不断地提升,不变的是,在导演的影片中却一直出现情感的矛盾与纠结、心灵的空洞与恐慌、人性的真与虚。这些问题似乎每天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身旁,因此从影片中寻找共鸣和慰藉是自然而然的事。
杨德昌是属于前卫的,《恐怖份子》的悬疑和《海滩的一天》的蒙太奇手法是两个好例子。其实当年在台湾,杨导的电影不是每部都畅销,《青梅竹马》放映了四天便下画,可以说他一直在逆境中求存。《恐怖份子》虽然是金马奖得奖作品,当年也不是很多观众看得懂。从这次回顾影展的热烈反应,或许说明了现在的观众都成熟了,杨导的电影是需要时间来证明它的价值。
那天重温《独立时代》,心态与心境虽改变了,感动依然。这回除了投入电影情节,也留意起拍摄角度、灯光、背景音乐、录音等电影语言。这两周的杨德昌电影浸濡,仿佛让我上了一堂宝贵的电影启蒙课,以全新的视角看电影,有更丰富的体验。
刊登于《联合早报》之‘周末论谈’
以原名发表
19/3/11


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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